例如，1960年最高行政法院法官André Jacomet便曾因反对法国的阿尔及利亚政策而被免职。

{16}参见城市房屋征收条例第17条。{24}台湾学者张永建对纽约1990年到2002年的征地案件研究证实，90％的被征地人获得的赔偿额都偏离了公平市价。

在分析我国现有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和征地制度不足的基础上，第四部分就政府征地制度和相关地方财政强制信息披露制度的建立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和价值，并分析了这一制度革新可能面临的挑战及潜在的应对策略。与其他已经完成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国家相比，中国的政府征地发生频率更高，涉及的地域范围和户数更广更大，进一步加剧了信息不对称给立法和执法带来的困难和成本。评估质量在一定程度上可依靠足够的市场竞争来保障，而政府核算的公正性则需要更为复杂的政治选举制度、司法监督和媒体监督来支撑。对我国而言，两种监督机制都尚不健全。{61}2009年，杭州陈旭律师和他的当事人向杭州市财政局和国土资源局申请公开拆迁有关信息，见《2010中国财政透明度报告—省级财政信息与部门行政收支公开状况评估》，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页16。

{19}但无论是其征地发生的频率还是征地涉及的户数规模，都不可与中国的旧城改造或是农村城市化的征地同日而语。{45}三、信息不对称本文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指出了中国征地制度改革中两个重要维度均需要我们就征地和地方财政获取大量的信息。{9}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讨论独裁制时也指出，在涉及国家生死存亡的时候，人们应当停止法律的神圣权力。

行政主体的应急能力分为危机克服能力和法律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权利克减与权利保障的和谐是行政紧急处置权的第一个法治基础。以上这两种规定都有利于使公民的自由在应急状态下得以保持和维系。这具体表现在应急性原则本身为紧急权的行使提出了现实性、科学性、专属性、程序性等方面的要求，尤其是要求政府应急行为必须有突发事件应急法作为法律依据，必须在法治的范围内展开。

基于此，对行政紧急处置权背后所蕴含的法治基础、法权关系和法实现机理等理论问题进行法理解读，有助于更好地对其进行制度设计和法律控制。{8}因此，我国的《突发事件应对法》与国外相关立法保持同步，在行政紧急处置权的规制过程中也采取了效率优先于公正的价值取向。

{6}可见，行政紧急处置权的行使主要是突发事件发生后的危机应对，而不是危机预防，这本身就是一种治标目的重于治本目的的取向。（三）自由抑制与自由实现的和谐阿克顿勋爵曾指出：自由作为一种理念而存在—作为一种人们所安享的状态而存在—作为一种客观的安全感而存在。其二，最大限度地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鉴于此，行政紧急处置权必然需要具有较高的裁量性。

从这一规定中，我们可以看到该法对公民自由的抑制。关键词: 行政紧急处置权。例如，《突发事件应对法》第13条规定：因采取突发事件应对措施，诉讼、行政复议、仲裁活动不能正常进行的，适用有关时效中止和程序中止的规定，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应对突发事件时，为了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行政主体不仅需要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积极参与有关突发事件的应对工作，有时还需要其履行额外的特定义务。

行政紧急处置权作为一种非常态权力，只能在应急状态下行使。一项权力不应当承担太多的目的要求，或者说不应当承担太多的价值因素，否则，就很可能会由于权力系统内部目的多元化而导致目的冲突或目的不和谐。

需要指出的是，《突发事件应对法》对行政紧急处置权中的裁量权力超越羁束权力的法权关系设计并不意味着该法对行政紧急处置权的裁量权力无所作为。在危机时刻需要的法则，自我维持的法则和拯救国家的法则才是更高职责。

公共利益向个人利益的转化过程，最终使得公民的个人利益得到实现和拓展。目前，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宪法都承认应急状态是一种可以对公民的宪法基本权利给予限制的法定状态。如果危险已到了这种地步，以致于法律的尊严竟成为维护法律的一种障碍，这时候，便可以指定一个最高首领，它可以使一切法律都沉默下来，并且暂时中止主权权威。例如，当外敌入侵的时候，当发生叛乱或不法暴乱的时候，当自然灾害的发生需要通过某种有效手段并采取迅捷行动予以救治的时候，我们就必须把这类强制进行组织的权力赋予某人，而这类权力在正常情况下则是任何人都不得享有的。因此，行政紧急处置权对公共利益的保护与它所造成的个人利益的紧缩是不矛盾的，保护公共利益是为了更好地拓展个人利益。第一个转变是为了及时有效地控制突发事件，尽量降低其对公民合法权益的侵害程度。

因此，这也决定了行政紧急处置权所追求的是一种治标重于治本的目的。换句话说，行政紧急处置权在行使时要遵循比例原则，既要保证权力的行使是控制突发事件潜在危险所必须的，又要确保其对公民权利克减的后果和成本不大于突发事件可能造成的后果和成本。

正如英国法学家威廉·韦德所说：在公法中没有不受约束的自由裁量权，……绝对的和无约束的自由裁量权的观点应受到否定。同时，公共利益是从个人利益中分离出来而成为一种独立利益的，作为公共利益主体的社会公众群体，只是抽象的人格主体，并不能真正消化公共利益，最终仍需将其分配给各个社会成员享受。

（二）刚性权力超越柔性权力行政紧急处置权与平常状态下行政权力的一个最显著区别在于：行政紧急处置权的行使可以有条件地突破常规法律的限制，而平常状态下的行政权力必须受到来自法律、其他权力机关以及社会的监督和制约。因此，在设计规制权力的具体制度时，一般都会倾向于具有单一性的目的，而非多元性的目的。

然而，在突发事件应急状态下情况则大不相同，如果行政主体不具有高度的自由裁量权，就会因为立法对行使行政紧急处置权规定得过于严格、具体而贻误应对突发事件的时机，并影响应对突发事件的成效。行政紧急处置权的高裁量性表现为：《突发事件应对法》等法律在对行政紧急处置权进行规范时，一般只对其进行原则性的规范，由行政执法主体对是否采取应急措施进行自由裁量，并根据现场的情形灵活确定行政紧急措施的形式、时限、规模等问题。第三，行政主体的首长负责制有助于确保政令畅通，也有助于确保应急措施的全面启动与运转。与此同时，行政紧急处置权在行使过程中又贯穿着对公民权利进行克减和对公民权利进行保障的和谐统一。

这一条的规定就是对公民程序权利的克减。另外，行政法治原则也是行政紧急处置权运行时所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

在正常情况下，平时法多以控制和制约国家权力为核心，以确认和保障特定人的合法利益为价值导向，因此，公正精神构成法律的灵魂。（三）法外方式大于法内方式行政主体出于维护国家安全、维护宪政秩序的目的而运用行政紧急处置权，是必要而且必然的事情，在某些情形下，行政紧急处置权可以不必理睬法律的具体规定，而由享有该权力的行政主体根据具体情形自由裁量。

我们暂且将前者称为刚性权力，而将后者称为柔性权力。行政紧急处置权之所以具有高效率性主要基于以下原因：首先，行政紧急处置权具有反应迅速、覆盖面广、应急性强以及便于调动和组织社会力量等优势，其权力的行使更加主动、积极。

而柔性权力则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更多地体现为合作性。诚然，应急性原则虽然是合法性原则的例外，但是应急性原则并非绝对排斥任何的法律控制，从广义上讲，行政应急原则是合法性原则、合理性原则的例外原则，它并非法治原则的例外，并没有脱离行政法治原则，而是行政法治原则特殊的重要内容。但在突发事件应急状态下，由于突发事件具有很强的破坏性，越早消除突发事件和结束应急状态就越能降低其负面影响，因此效率就成了压倒公正的价值取向。行政紧急处置权的法外运行方式是具有其合理性的。

{5}尽管哈耶克的此番论述是为了揭示行政紧急处置权的必要性和合理性的，但它也恰恰反映出行政紧急处置权是一项非常态权力，非在应急状态下，任何人（包括行政主体）都不享有此项权力。从我国《突发事件应对法》[1]等规范行政紧急处置权的法律来看，其克减公民权利的情况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其一，直接对公民的权利进行克减，主要表现为对公民的权利进行限制。

为公共目的所授予的法定权力类似信托，而不是无条件地授予。例如，英国思想家洛克曾这样阐述道：在某些情况下，法律本身应该让位于执行权，……因为有可能发生许多偶然的事情，在那些情况下严格呆板地执行法律反会有害。

其二，规定了突发事件的四个等级的社会危害程度，并规定行政紧急处置权的行使应当与突发事件的社会危害程度相适应。{3}在确定行政裁量权力超越羁束权力地位的同时，《突发事件应对法》也规定了行政紧急处置权运行时所应遵循的原则